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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模式給我國征信業發展的啟示和建議
來源:源點credit   發布時間: 2019-03-13  瀏覽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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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以國際金融中心為定位的國家,同時長期受英國自由市場經濟思想影響,新加坡的征信業均由私營機構運作,呈現市場化導向的突出特點。新加坡并不強制要求金融機構或企業上傳所有征信信息,且銀行間的個人借款數據也尚未實現共享。新加坡長期奉行風險可控的原則來發展金融業,政府通過不斷完備并更新的法律來對征信業服務機構提出適當規定并加以監管。

新加坡征信業主要包含個人征信和企業征信兩大板塊,并由大型征信局基本占據所有的市場份額:

1.新加坡征信局(Credit Bureau Singapore)。

新加坡征信局(CBS)是新加坡最為全面的消費者征信局,有著來自所有零售銀行及主要金融機構上傳的全行業信貸信息。與香港環聯以主要金融機構為股東籌建的模式接近,CBS是由有著158家新加坡本地及國外銀行/機構聯合發起的新加坡銀行業聯合會(ABS)與Infocredit集團合資成立。自2002年,《銀行法》就允許CBS的會員們可以接入CBS數據庫進行信貸數據的上傳和查詢。目前,業務已涵蓋消費者信用評價、中小企業信用分、信用監測、數據分析服務、公共數據查詢。

企業征信市場

鄧白氏(Singapore Commercial Credit Bureau)早于2004年,鄧白氏(新加坡)就與中小企業聯合會(ASME)簽訂了諒解備忘錄,成立了國內第一家中小企業征信局(SME Credit Bureau),通過線上平臺提供信用風險管理解決方案。2010年10月,中小企業征信局更名為新加坡商業征信局(SCCB)。提供著包括注冊資本、董事會成員、訴訟、破產、清算等各類公司及商業資訊。此外,還提供財務報告、支付分析、信用報告等服務。SCCB旨在提高商業信息透明度、培育誠信營商氛圍,從而鼓勵借貸機構向商業社群尤其是中小企業提供更多資金支持。

完全市場參與。新加坡更注重事中事后監管,對于征信業準入沒有限制,但并不意味著條件會過于寬松。根據2016年12月頒布的《征信局法案》,明確了一系列包括牌照申請、續期、注銷、懲罰的要求、征信機構的應盡義務、違規的資金處罰和判刑。通過嚴格審慎的評估后,符合準入條件的機構只要在執照允許的范圍內經營業務(5年或由MAS約定的牌照持有時間),就可以推出新產品及服務,且無需事先報批,以此兼顧創新與安全。新加坡政府不參與中央征信庫建設,征信業完全由市場主導及發展,表現出分工明確、產品定位清晰的市場格局。如CBS與DP Info負責個人征信市場、鄧白氏負責企業征信市場,已形成較為穩定的市場發展環境。2018年2月,西班牙征信機構CreditInfo宣布以新加坡為首站進軍亞洲市場,以應對傳統金融機構不斷增長的信用風險管理和金融科技挑戰帶來的需求,提供新興的信用解決方案。新加坡征信市場的高度自主競爭發展可見一斑。

政府引導輔助,營造誠信文化。新加坡政府在培育誠信文化、倡導廉潔從政中擔當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在政府部門設立由高層人員擔任主席的誠信推廣委員會,推廣誠信計劃,還把誠信計劃納入政府員工培訓及工作系統。

新加坡征信業的監管情況

一是金融監管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

金融監管局具有央行金融調控與金融監管兩大職能。2008 年經濟危機之后,為加強監管、控制風險,新加坡政府進一步擴大了金融管理局的職責。履行除貨幣發行外央行職責,同時對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等全部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實施統一監管。受金融監管局監管的金融機構提供無抵押貸款的對象只能是年收入3萬新元(約15萬人民幣)以上的人群;而不受金融監管局或《信用卡與無抵押信用法案》等法規限制的金融機構則會根據自己的風控規則來設置最低收入要求(通常在1.8萬-3萬加元)并評估借款申請人的信貸額度。

2016年12月,金融監管局頒布了《征信局法案》,金融監管局被授予了批復征信局設立許可的權力,并有權要求征信局及其合作伙伴配合政府運營要求(但征信局法案僅對自持牌金融機構收集信息的征信機構有約束)。要求保障消費者接入、查詢和修改其信息的權利。此舉將敦促征信局采取足夠的措施來保護借貸人信息的保密性、安全性以及完整性,并能更好地保證征信局能夠在維護消費者利益的前提下開展業務。

三是個人數據保護委員會(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ttee)。

個人數據保護委員會(PDPC)成立于2013年1月,專門負責監督并實施2012年《個人數據保護法案》的有關要求,加強個人數據保護并推動構建新加坡誠信的營商環境。2018年年底,個人數據保護委員會聯同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共同發起了《新加坡數據保護標志認證》倡議,邀請所有的新加坡機構共同參與,旨在進一步培育出可靠、透明以及可操作的數據保護機制。

新加坡模式對我國征信業發展的啟示與建議

我國央行征信中心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個人金融征信數據庫,在收錄人群總量、效率、合規性等方面擁有其他國家無可比擬的優勢。隨著互聯網金融、P2P等新興金融行業的發展,傳統的征信方式無法覆蓋,也未能滿足服務更廣大無記錄、征信情況一般的消費群體。我國可學習新加坡經驗,除了百行征信之外,加快研究市場化征信機構設立的準入門檻,在開放準入申請的同時,要求相應運營主體做好與國家征信業主管部門共享及數據保護工作,避免國家核心信息外泄。從而在更好地穩固國家金融系統運行的同時,鼓勵市場自主創新符合市場需求的征信產品。

雖然我國在2017年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7〕10號)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進行了明確定義,但專門用于保護個人信息的法律條款仍在制訂中。相較而言,新加坡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明顯走在前面。我國應加快個人信息保護方面的立法,為行業定好標準并畫出界限,并設計出針對違規企業和高管的嚴厲懲罰,保障公民個人信息安全和相關權益,從而推動征信業合規發展。

新加坡法律制度不斷完備且隨社會形勢、科技發展持續更新的特點是征信市場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我國也應考慮推動立法改革,簡化立法程序,在《征信業管理條例》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并豐富行業法律基礎。此外,我國應繼續推進守信激勵、失信懲戒的社會信用體系。經過改革開放40周年,社會長期秉持“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的發展理念,一部分群眾缺失了基本的商業誠信素質,“紅黑名單”制度的實施有助于推動社會公民及組織建立起重信守信的行為準則。但需要注意的是,應明確獎懲的邊界,避免過度征信與信用過度應用,并通過立法為相應措施的執行加以保障。

國家發展改革委推動的信用聯合獎懲是國家根據新時代形勢為補上大眾誠信缺失的關鍵一課。然而,一些國家的媒體、高校或是別有用心的“民間智庫”對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存在誤解甚至是隨意抹黑,認為是中國政府隨意侵犯個人隱私和合法權益的不正手段,(索羅斯還在2019年達沃斯論壇對我國信用體系建設進行了抨擊)。我國一方面要加快探索,形成更多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先進經驗;另一方面更要積極聯絡國內外友好媒介,形成中英文參考文獻/報道,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宣傳,加強互信、互諒、共享、共建,為中國社會信用體系正名進行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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